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我爱文学网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供大家参考选择。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

　　[摘要]中国经济在创造了增长奇迹之后的今天，蓝狮登录 如何创造出持续性的高速增长面临了巨大的压力。文章认为，快速从过去的增长模式中实现中国特色的发展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切实可行的做法其实是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针对性的开发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这种极具排他性的产品的创造必将在全球化市场中独树一帜。这一增长策略将为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可能。

　　 [关键词]经济增长;文化;市场

　　 1 引言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绝对优势为劳动力便宜且多，蓝狮平台 而且是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现代化发展导致所处的大环境下想象到得还要便宜得多且劳动力多得多。并且，中国地大物博，原材料充足。那么，在了解了本国的特色或者说绝对优势之后，为了激活资本，中国首先进行了资源限价，以在国际上极具竞争力的成本价格配合上劳动力，在改革开放的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间，成功地将本国的绝对优势放大到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不仅累积了充足的资本，更是因为在国际上的分工，获得了“中国制造”的地位统一及高度认可。

　　 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外的消费力普遍衰退，再加之“中国制造”的地位受到了更加新兴的别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冲击，蓝狮用户注册 中国因为之前非常明确的在国际上的近乎垄断的分工与合作的模式而实现了短短几十年就如此稳定且迅猛地GDP增速的局面开始不稳定了。回顾中国高速增长的历程，不难发现中国政府在之前的快速增长过程中更大部分的承担了价值链的低端角色。增长的繁荣是低端技术，大量劳动力积累的繁荣。其增长效率和质量与增长速度在事实上形成巨大的反差。表现为，多年来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没有实现与发达国家一样快速的发展。而更多的甚至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在很多时候，总是对差距有一种聊以自慰的探讨。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目前的科技实力比之于三十年前缺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在飞机制造和高铁南车北车上更是大显身手。但是，整体来看，差距横向来看，就很容易发现，更多行业的创新发展都是围绕着低端进行。真正的核心技术并没有掌握，甚至形成了对发达国家的某种依赖。值得回味的是，依赖是单向的。中国对发达国家某些技术和产品的依赖，并不意味着对方对于中国的依赖。这种增长方式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我们把中国一直以来的增长依据设定为比较优势，那么我们甚至愿意说，这里的比较优势正逐步转移为了一种劣势。

　　 于是，在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努力的实现新经济尝试。比如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诸多领域都在大力推进。这一举措在逻辑上是合理的，符合了历史的给与。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阻力非常大。因为在技术和劳动力上巨大层面的差异，还是在短时间极大的影响着这一策略的效果。而更重要的是，高新技术更新速度非常的快，如果在技术创新上缺乏速度保证，那么很容易一直跟随在别国的技术创新之后，形成一种路径锁定的依赖。这又会在未来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章试图以此切入，探讨在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如何实现价值链的攀升。

　　 2 经济增长的困境

　　 到底是什么在影响经济增长？我们会得到很多的结论。比如资本，技术，劳动力乃至于一国的政策和制度。但是，从经济增长本身来看，单纯意义的产品和服务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增长，或者我们最多称之为某次或某段时期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强调的是一种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的概念来看，一直都致力于经济实现长期而持续性的增长，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产品和服务能够被快速的消费掉。当然这个过程中，自然需要有效的投资的参与。因此，投资、生产和消费才能在事实上完成增长这个过程，而长期持续的投资、生产快速进行，需要一个巨大的市场支持。

　　 回顾中国过去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是如此。各种资本和技术的进入，众多生产基地的出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最后在全球市场上大规模的分配，是一个很好的循环过程。但是，这一模式的推进，在客观上需要如下三点支持：一是资本、技术的持续投入;二是足够大的生产规模;三是全球化开放性市场。这三点缺一不可。具体来看：

　　 第一，资本和技术的持续投入。对于一个欠发达国家来看，其资本和技术的匮乏是不证自明的。那么，如何吸引资本和技术的进入？那就是给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方更大的利益回馈。资本和技术是非常冷静的。它会耐心进行评估其机会成本。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区域和国家的壁垒不断被削弱，资本和技术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搜索更大回报的地区。中国准确的抓住了这一契机，准确的进行了设定，提供了低成本的可能。于是，资本和技术蜂擁而入。从全世界来看，很难看到一个国家能够在短时间里吸引到如此巨大的资本。

　　 第二，足够大的生产规模。生产规模，说到底就是物质规模和人力规模。这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支持。足够大的生产规模，在中国的实现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在物质资源的储备上有着丰富的基础。所以大规模的开采和建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讲，是很容易的事情。基于技术的外来特点，不需要太多自主研发，要的只是职业培训和技术推广。这又恰到好处的和中国储备的大量劳动力形成的对接。

　　 第三，全球化开放性市场。市场的基本要素，包含两个，供给和需求。投资和生产实现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但是，最后需要市场的推进。足够大的生产规模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在客观上强化了产品的竞争力，于是，为全球的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产品，于是，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市场中，全世界都是中国制造的消费者。巨大的消费量为中国式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

　　 但是，这三个方面在一个动态的世界格局里，并不是一尘不变的。相反，这样的增长很脆弱。比如，如果有其他经济体愿意提供更大的资本和技术回报呢？一国或者不能提供各种产品生产的巨大规模，但是对于某一产品却可以实现，一样可以实现某种规模经济。又或者，如果全球化市场不再开放呢？是的，中国现在就在面临这一问题，如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2018年成为了各个国家重新反思合作和贸易的新元年。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出现了多重的动荡和不安。无论原因多么复杂，在事实上，资本和技术外逃，足够大的生产规模成为中国一些经济发展巨大的负担，如何去产能在一段时期成为某些地区政府巨大的任务。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实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3 产品生产与市场

　　 其实，回顾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投资、生产和消费三个阶段来看，中国似乎丧失了巨大的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说去盲目地跟随这些国家的步伐，用累积下来的资本去投资甚至是寄希望于这些连风险都无法评估的概念上，还不如以现在传统所认为的为“退”的制造业，甚至还是偏向低端的，想办法转化成为“进”，而且还是稳定的，自主的“进”，将优势发挥到淋漓极致。

　　 这一结论的得出，首先源自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过去的经济增长，在事实上忽视了国内的消费。但是，国内市场非常的巨大。因为，几乎任何一种产品，忽略了中国市场都很难实现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将产品的消费场所定位在了国外。那么，在贸易战的硝烟下，倍感压力。其实，可以极大的开发国内的市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投资和技术。大量资本技术的外逃，给中国的生产活动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但是，这里包含了两个问题。其一，中国在经过了如许多年的快速增长后，其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换言之，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某一阶段的比较优势会慢慢得到加强也会慢慢退化，这其中包含一种优胜略汰的演化过程，我们无法设定。从今天来看，资本匮乏未必再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刻计划经济印记的国家来讲，集中各种资源办事是其一大优势。

　　 第二，生产规模和合作。巨大的生产规模在其过去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累积了各种管理经验和技术。在事实上具备了巨型生产规模也不是单纯意义的资源积累，也是一种技术的学习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发国内市场具有其基础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之前按照国际标准，定向于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是不是就是合适于本国的呢？不同的文化影响下，不同的区域对于产品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习惯。因此，客观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会有不同的产品需求和产品要求。

　　 中国幅员辽阔，蕴藏了较大的文化差异和产品要求，盲目的提供统一的产品，其实并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完全可以在现有产品的生产技术上进行某种符合区域文化的调整，让产品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这一产品必将造成某一地区的垄断销售。

　　 事实上，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他更关注的是性价比。因此，不同的消费者，根据自己的资源的不同，和产品认知，形成了不同的消费层次。

　　 4 文化与产品开发

　　 英国人类学家发展了泰勒的文化定义，于20世纪30年代著《文化论》一书，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观。文化的要素主要包括：精神要素、语言和符号、规范体系、社会关系、物质产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幅员辽阔，也意味着文化上具有较大的不同。不同的文化碰撞结合就很容易针对本土的产品需求进行包装，也容易沉淀在特定的需求上，形成了一种产品，亦即文化产品或者创意产品。

　　 文化产品中包含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方面的积累。而它更能在深层次上投射和满足人们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人们内心的渴望，诉求和期待，乃至于某种苦痛都可以通过有形产品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不单单是对于个体需求的满足。同时也能反映出某种社会关系。它不同于物质产品，它还是某个社会群体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持。

　　 由于这一特点，形成的产品极具区域特色，那么很具有某种排他性。而演变出的文化产业则在特定的区域开展，这个区域拥有特定的市场空间和区域人口，会回应这一产业的发展。这一互动过程的相互影响下，消费者得到了满足自己需要的产品，而文化产业也在文化创意的路径上得到了螺旋式的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产业在特定的环境下，有着其特定的发展空间，几乎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外来文化也对它很难构成威胁。文化产业将充分利用好区域提供的各种资源要素条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独树一帜。

　　 尤其要提到的是，文化产业或者文化产品，是很难效仿和超越的。一国或地区，在文化产业不断的摸索过程中，会演化出其特定的产业路径和发展模式。文化产品的这一特点，非常符合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需要。因为这种植根于本土，符合本土人口需求的产品，在技术和创意上，具有某种唯一性。而对于中国的幅员辽阔，为产品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广阔的的空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特定的文化产品又可以极大的激发出某种文化力量，推进经济实现更快的发展。积极开发中国文化的意义，还在于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推动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发达程度和特质内涵，深刻的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制度选择、政策取向以及各种资源开发和生产要素组合的水平，从而也就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质量和速度。经济要取得持久发展，必须要有文化上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不单单是创造和推荐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在这样一个新阶段、新时代，一个国家、地区文化的底蕴、环境和特质，将决定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质量与水平。如果只重经济，忽视文化，发展就难以持久。

　　 5 结语与展望

　　 中国在2018年，经济增长经历着巨大的考验。这主要表现为，在过去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在积极的发展新兴经济和新兴产业。5G，人工智能等等都在国家发展的重要部署之中。对于一个经历了多年高速經济增长，如果增长乏力的国家，大力开发高新技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但是，中国也是在过去高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培养了一大批廉价劳动力，而在低端制造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贸然大力推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发展未必是符合当前实际的选择。相反，可以更具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形成了当前经济增长和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衔接。我们认为，基于中国巨大的市场，我们应该注重国内的产品消费。而面对全球化市场，看似产品越来越具有标准化的特征，而其实是对于消费者个性化消费追求的模糊化。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多年来积累的资本和技术，重新开发培养的巨大的生产规模，生产符合中国人自己需求的产品，调动国内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差异较大，可以根据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异，对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进和革新。这是对于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一种尊重。而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勤劳而踏实的文化传承，这种力量得到有效的开发，又会促进经济实现快速的增长。

　　 当然，注重现有资源的利用，不等于固步自封。我们一样对于新兴产业和新兴经济有着较好的期待。所以，长期来看，我们还是要在各个高新技术领域寻找一席之地。但是我们更建议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在重视中国市场乃至于全球化市场发展的方向上，进行努力和革新。当前来看，我们需要努力，还需要耐心。

　　 参考文献：

　　 [1]戴维.N.维尔：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江飞涛李晓萍.当前中国产业政策转型的基本逻辑[J].南京大学学报，2015（3）：17-24.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
　　[提要]本文从有效需求角度分析经济减缓现象产生的原因，共涉及到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外国部门。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中国已经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备较强的比较优势，但是之后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人力成本的上升，必将逐渐丧失此领域的比较优势。如若不能在高新技术产业及时提高创新能力就有可能陷入比较优势真空，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并阻碍经济发展。最后，本文从产品创新、消费信贷、社会保障以及资本结构优化等方面给出建议，以解决需求端带来的经济问题。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产业升级;需求不足;创新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10月29日

　　 引言

　　 GNI的中国人均数值在2010年达到4，26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正式跻身中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在2015年第一次跌破7%，2017年下降为6.9%。近几年的GDP增速都在6.7%～6.9%上下波动，经济增速由高速变为中高速。经济增速放缓是否意味着中国步入高等收入国家的时间是否面临着延后？因此研究经济放缓的原因，对于我国来说具备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虑到现在许多学者关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文章都是从供给端等方面来考虑，很少从需求端来分析，所以本文研究由此角度展开。

　　 一、经济增长受限——有效需求不足的体现

　　 （一）消费需求

　　 1、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中国的人口现在接近14亿。据不完全统计，超过4亿人迅速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在全球排名第一。高收入群体对奢侈品的需求有所增加，中国已成为世界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国。

　　 由于高端消费品的生产通常需要更高的技术和更多的资本，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全满足这些要求。因此富人的偏好可能导致国内收入外流。一方面国内资金短缺，一些必须大力发展的产业由于缺乏资金而无法发展;另一方面需求量小的产业发展迅速，导致产业结构偏离国情。巨大的消费差距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大和升级，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2、收入预期不足。长期收入假说认为决定消费者需求的是持久收入。持久收入即一个人期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获得的平均收入，期间随着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变化而变化。目前，房屋贷款、婚姻、教育，医疗等因素带来的沉重压力降低了消费者的欲望。只有不断改革创新，增加社会保障才能进一步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购买力。

　　 3、消费信贷不完善。信用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方式，是指消费者消费所用金额是通过向金融机构贷款得来的。这种消费方式的出现使消费者能够根据永久收入安排消费。当前，中国缺乏信贷消费主要表现在：（1）信贷法律法规不完善。中国的信贷消费近年来有所增长，而中国的消费信贷立法仍然不完善;（2）个人信用体系尚未整体建立。中国的信用体系仍在建设中，无法跟踪每个人的信用信息，准确反映借款人的整体信用状况，这将约束信用体系的健康发展。

　　 （二）投资需求。就近两年的数据来看，中国民间投资的增长率普遍呈下降趋势。2019年民间投资增速较2018年下降了3%，由8%下降到5%。

　　 从产业分布来看，中国三大产业民间投资增速均存在不同程度下滑，且产业间存在较大差异。第二产业由6%下降到2.5%，第一产业由2018年第一季度的26%下降到-2.23%。第三产业也由2018年年初的10.1%下降到现在的7.17%。可得知，这种全国性的私人投资增长率下降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一产业。

　　 （三）外贸需求

　　 1、外贸保护。关税等问题使得优质产品价格依然较高，中等收入人群转向海外购。中国的高价格是消费者转向低端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麦肯锡表示，中国消费了全球32%的奢侈品。事实上，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发达经济体中，在中国销售的所谓奢侈品并不昂贵。进一步降低包括高端消费品在内的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关税是推动消费增长和促进消费升级的重点之一。

　　 2、产品升级缓慢。优质产品稀缺。近年来，由于产品质量不佳，虽然国内商品价格非常低，很多人纷纷涌向海外购买产品。而且由于内部市场存在垄断问题，极高的进入门槛使得它们没有必要加强创新，只要坚持日常经营就可以获得高利润。电子科技等高端型技术产业也会因为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而消极营业，创新需求和能力低下。例如百度，每天烦恼的问题是如何增加更多的广告而非产品升级。

　　 二、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中国初期的发展模式是粗放型，所以中国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产业转型升级。若转型成功，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极强的活力。

　　 中国众多的人口使得在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时不得不考虑收入差距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实现绝大多数人均能够达到GNI的中高收入标准，并非少数群体。

　　 由此可见，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但整体经济依然具备充足动能。具体表现在我国处于城镇化发展中期，未来国内快速、持续的城镇化发展，能够积极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更加均衡，将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空间。同时，随着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不断提升，可以使内需进一步扩大，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所以，我国具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动能。

　　 （二）政策建议

　　 1、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我们可以将中国的产业大致分为四类，对发展周期不同的产业要实施不同的政策：第一类是核心技术落后于国际水平的产业，这类行业虽没有很大的竞争力，但拥有较强的潜在比较优势，政府应出台政策积极支持对其核心技术的研究，确保有效供给。第二类产业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主导产业。这个行业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政府应帮助公司进行基础研究，可以通过充当卖方来支持这些产业，帮助其进入世界市场，提高品牌影响力。第三类产业是失去优势的衰退产业。政府可以一方面帮助一些公司通过员工培训和教育实现内部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僵尸”公司，应通过政府干预这些公司的破产清算，及时止损降低其负外部性。第四类是拥有新技术的快速增长型产业，如中国互联网产业，已基本可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这些行业需要国家的激励，可以通过创立孵化器来保护其生长，引入风险投资解决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出台政策增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大规模创新，使其健康无忧的发展。 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1）合理的收入分配是实现全面小康的第一步。对于金融、IT等新兴行业自然垄断效应极强的行业，其极高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应最大限度让市场决定市场，严格对信息披露程度的要求。激励多种所有制的均衡发展。（2）税收工具是规范收入再分配的核心工具。在公平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低收入人群税率，提高高收入人群税率，形成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劳动积极性的收入分配结构。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资源税的征收政策改革，利用财产税的完善缩小收入差距。另外，应发挥暴力机构的作用，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

　　 3、完善消费信贷体系。（1）豐富消费信贷产品的品种和适用范围。根据我国国情和市场的现实需要，研究新产品，以充分满足社会各界对消费信贷的需求。目前，消费信贷业务发展潜力最大的市场是乡镇。乡镇的消费能力下降与落后的消费体系有很大相关性，因此要加快脚步开拓乡镇市场。（2）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形成信用信息申请服务体系。基于应用服务系统，将信用信息应用到每个现实场景中。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利率风险。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利率风险管理体系，必须做好风险评估、风险识别，建立一个度量模型，对利率风险发生时的风险进行量化。

　　 4、激发企业及个人投资积极性。面对民间投资边际投资意愿下降等问题，首先要稳定民间投资预期，通过大幅度降低融资成本、税收和供应成本的其他因素，提高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其次通过放宽过渡门槛和实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扩大私人投资的渠道。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加强对私人资本权益的保护，确保有法可依。

　　 5、提高对资本的投入，优化要素结构。（1）建立要素稟赋结构与动态比较优势良性互动机制，进一步优化要素稟赋结构。在要素稟赋结构中，增加资本的相对丰裕度。保持公开竞争的市场格局，使各种因素的相对稀缺性反映在市场价格中。（2）加速新兴产业在各行业的渗透和融合。按照工业革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当新技术成熟后，关键问题变成渗透和融合。首先，深化新兴产业对制造业的渗透，加快推进传统产业各个生产环节的转型，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开发智能生产线。其次，加快互联网对服务业的融合。智慧旅游、智慧金融等概念己不陌生，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促进了服务业更具有普惠性。因此，改革需紧紧握住互联网和大数据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主要参考文献：

　　 [1]范思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内因大于外因[N].中国经济时报，2019.1.31.

　　 [2]燕小青，罗晓慧.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影响因素综合评估分析[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8.31（6）.

　　 [3]叶静怡，程强.经济转型视角下我国收入差距动态变化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6（1）.

　　 [4]杨新铭.供需视角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分析[J].人文杂志，2018（9）.

　　 [5]邓凌敏.浅析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及政策建议[J].山西青年，2018.9.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
　　【提 要】201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延续2018年以来的走势逐季回落，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全年经济增长6.1%。2020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世界经济低迷不振，中美经贸摩擦影响还会继续显现，兼之年初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建议把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左右，物价控制在3.5%左右。中国应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对外开放，加快国企、土地、财税、金融、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 经济形势;中美贸易摩擦;经济展望;宏观调控政策

　　 一、经济基本运行在合理区间

　　 2019年，在全球经济下行、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大力度减税降费，大幅度增加地方专项债规模，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放管服。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尽管经济增速逐季回落，但经济总体运行基本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经济增长、就业、物价总水平、国际收支、金融稳定等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运行在调控目标之内，显示总体经济基本稳定。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1%，符合6%-6.5%的预期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四季度增长6%。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明显高于11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2019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5.3%之间。全年农民工总量29077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41万人，增长0.8%。其中 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增长0.9%。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9%，在3%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工业生产者价格小幅下降，房地产价格涨幅回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在2019年8月份破7后基本稳定，到2019年底又回升在7以内。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及时处置一些金融机构的问题，银行不良率有所下降。

　　 （二）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3.9%，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同比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64，比上年缩小0.05。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效，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2.6%。

　　 （三）内需相对疲软

　　 2019年经济增长的6.1%中，消费拉动3.5个百分点，投资拉动1.9个百分点，净出口拉动0.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内需拉动经济增长5.4个百分点，内需对经济的作用相对于前几年明显减小。投资从2018年7月份跌入低谷增长乏力，2019年5月份开始再次减缓，突出表现为制造业投资低迷不振，基建投资增长明显低于预期，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求的公共设施投资近乎零增长。汽车、家电、家具、珠宝等耐用消费品增长明显减慢。出口下降叠加内需不足，进口增速下降较快，出现了衰退性贸易顺差，支撑了经济增长。

　　 （四）物价走势出现分化

　　 由于需求相对不足，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7%左右，离82%左右的合意水平相差较大，工业品供过于求的问题再度凸显。2019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0.3%，而上年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升3.5%。 自2018年11月以来本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与2012年3月-2016年9月那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不同，那一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由产能过剩造成，社会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基本正常。经过了2016-2018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年11月以来的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表现为需求不足。与此同时，受猪瘟和环保影响，猪肉价格从2019年年初以来持续上涨，带动禽肉类价格上涨并推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提高，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为1.6%，消费品价格上涨是供给冲击造成的，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

　　 二、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关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困难和风险增多。这些困难和风险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此外，湖北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在2020年春节期间爆發，导致湖北武汉等多地封城，其他各省也关闭了部分公共场所，也会影响零售、旅游、交通、娱乐等行业增长。数据显示，2003年3月份发生的“非典”疫情，影响2003年二季度我国经济下降约1-2个百分点，2003年全年下降0.3-0.5个百分点。

　　 （一）企业经营困难

　　 2019年，中国减税降费超过23000亿元，减税减费最多的是制造业和小微企业，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仍然出现负增长，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仍然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反映出企业信心不足。一些企业创新水平弱，转型升级能力差，在中美经贸摩擦和美国实施实体清单后，中国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卡脖子的问题暴露无疑，科技水平落后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凸现;2018年后，中国出现了民营企业退场论，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了部分民企、外企、港澳台企业的信心，一些产业出现外迁现象，一些企业处于观望之中;环保、能耗、监管等政策门槛高，评估、担保、第三方服务等各种隐形成本居高不下，融资难、融资贵，企业债务负担较重。 （二）部分居民杠杆率较快上升挤出了汽车等消费

　　 2016年以来，居民持续借贷购房，家庭杠杆率上升速度加快且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全国各地严格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但全年住宅销售额仍增长10.3%，明显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的速度。从收入结构看，往往低收入家庭杠杆率较高，一些调查发现，中国处于中低水平的60%的收入群体的负债包括民间借贷与可支配收入比明显高于40%的中高收入群体。汽车已经进入了中国33%的高收入家庭，正在开始进入其他60%的低收入家庭，但由于还贷压力和预期收入减慢，挤出了这部分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的需求。

　　 （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缓慢

　　 2018年7月以来，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下降，导致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支撑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投资的财力不足。大量地方政府隐性存量债务到期，还本付息压力加大，部分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影响了基建投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难作为也是基础设施投资缓慢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基本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涉及教育、医疗、养老、休闲、健康、环保、老旧社区改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需求巨大，也有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往往涉及拆迁、补偿和部分居民不能受益甚至受损等利益分配等诸多问题，需要不同层级政府周密规划、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精心工作。由于财税制度、社会管理、官员考核、投融资等制度约束，地方官员对此类公共设施建设积极性不高，而往往热衷于修路、绿化、亮化等形象工程建设，公共设施投资缓慢。

　　 （四）中美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继续显现

　　 尽管中美达成阶段协议，有利于倒逼中国改革开放，改善企业预期，稳定中国经济，但由于关税的滞后影响，2020年中国对美出口将继续出现下跌局面。一些企业开始将订单转移至其他国家，产能向境外转移的现象也不时出现。中美经贸摩擦已经出现长期化和常态化趋势，并从经贸领域向金融、科技、军事、政治等领域扩散。

　　 （五）财政金融风险不容小视，宏观政策边际效应减弱

　　 2020年，受增值税和企业养老金政策的滞后影响，减税降费仍将超过4000多亿元，非税收入增速会明显减缓，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财政困难加大，财政基建支出增长乏力，一些融资平台和城投债会出现违约，企业债务违约也会频发，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上升，并通过金融同业融资影响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金融风险仍在不断积累。企业经营困难、金融风险积累、政府官员积极性不高，导致宏观调控政策难以顺畅传导，财政支出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传导时滞明显拉长，货币政策效应不断减小。

　　 三、2020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2020年将是考验中国驾驭经济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时期，必须未雨绸缪，积极主动采取应对措施。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把更多精力聚焦到国企、土地、财税、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上，提高企业家、创新人才、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積极性，改善营商环境，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在不断优化微观主体行为的基础上，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20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主要经济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中央政府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中央财政赤字可增到3%，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切实降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税收负担，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通过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金，保证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压实各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防范和化解部分市县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体育健身产业市场化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推出国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着力解决国资经营、混合所有制、激励机制等问题。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放开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的市场准入，给民企和外资企业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政府采购和补贴对国企、民企、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切实支持民企发展。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建立土地市场，逐步释放出农村约4200万亩集体建设用地，允许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建设用地市场，一方面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也可扩大城市土地供给，降低土地价格，稳定房地产市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继续打造高级生产要素集聚新区，扩大自贸区先行先试的自主权，发挥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 （五）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

　　 2020年，在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人口达到1500万人以上，其中高校毕业生达到870多万人，另外，每年还有约200万左右农民工进城，就业压力仍然很大。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要加强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20年，猪肉价格仍处于上升周期，要明确提出猪肉等禽肉价格上涨是供给冲擊造成的，在当前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不会引发物价工资联动，产生物价螺旋式上升。同时，应积极扩大禽肉进口，平抑物价;通过价格引导作用，扩大猪肉和鸡肉等替代品生产;在元旦、春节等关键节点加大储备肉投放，对退休职工、在校学生、贫困人群等关键人群实行价格补贴。

　　 四、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展望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经济发展具有韧性和潜力，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全年呈现前低后稳走势。

　　 （一）2020年中国内需企稳

　　 从政策效应看，2019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对2020年的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按照经济学中的李嘉图等价原理，在一个跨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严格假设（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和债券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那么不管是债券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政府所采用的融资方式并不会影响经济中的消费、投资、产出和利率水平。原因是当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发行债券时，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明白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即现期债券相当于未来税收，政府债券融资只不过是移动了增税的时间。投资者和消费者不会将政府发行公债融资引起的财政扩张及收入增加看作是幸运的意外收获，投资者和消费者就不会因为现期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和投资，财政政策是中性。按照凯恩斯理论，减税等引起的纳税相对减少会减轻人们的即期预算约束，相应增加投资和消费。特别是当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产生民间储蓄剩余，通过政府发债吸收民间储蓄剩余，并通过政府投资保持总投资率的稳定甚至上升，对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有利的。实际经济运行中，存在对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效果大于政府支出效果;经济收缩期间，政府投资不完全挤出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数量经济模型测算表明，减税降费100元人民币，同时减少政府一般性支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3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0.3左右。发行国债（包括地方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2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0.2左右。2020年，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减税降费预计可拉动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左右。

　　 从投资看，2019年以来，制造业增值税减税会继续减轻企业的负担，2020年制造业增值税减税还有约4000亿元，会直接拉动制造业投资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品价格趋于稳定，企业利润水平会相应稳定，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意愿。加大对制造业投资的中长期贷款力度，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土地要素也有利于制造业投资落地。2020年，制造业投资仍会低位回升，预计2020年制造业投资在5%左右。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建设债发行额度会继续增加，专项建设债在部分基建项目中可以做资本金，并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保护、民生服务、物流、产业园区等领域，5G网络建设也会启动，基建投资会有所增加，预计2020年基建投资增长6%左右。2017-2018年开发商土地购置面积增长较大，房地产投资仍保持一定增速，但房地产价格仍处于高位，居民杠杆率较高，房地产投资总体上出现减缓趋势，2020年房地产投资增长7%左右。库存成为稳定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近年来库存波动明显减小，库存调整对经济增长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也随之减少，但中国仍然存在“两年左右去库存、两年左右加库存”的库存周期。2012年以来，中国库存增加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以内，年度库存变动对经济变动的作用在0.2%左右。从2018年7月份开始，中国进入减库存周期，到2019年年底，库存进入低点，预计从2020年起开始进入缓慢增加库存阶段，预计拉动2020年经济增长0.2%左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有利于消费稳定，但部分居民的高负债率会继续挤压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预计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5%左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预计202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5%，库存对经济呈现正拉动，内需总体稳定。

　　 （二）中美经贸摩擦效应持续显现

　　 2019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和制造业活动放缓的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同步下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10月份预测，2019年世界经济仅增长3%，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美国经济走过了长达近11年的增长后，扩张周期正在接近尾部;日本提高消费税会拉低经济增长;英国脱欧给欧洲经济带来不确定性。2019年以来已有30多个国家实施了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拉动各国内需，中美贸易达成阶段性协议也有利于世界贸易发展并带动全球制造业投资，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会有所回升，预计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3.4%。国际经济环境有利于保持中国出口和利用外资的稳定。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会继续显现。从中美贸易摩擦看，数量经济模型估计，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要持续大约2-3年时间。对中国2500亿美元出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影响中国对美出口减少约950亿美元。考虑出口乘数效应，中国GDP约减少1个百分点。其中，影响2019年经济下降0.4个百分点、2020年下降0.5个百分点、2021年下降0.1个百分点。2019年9月份开始美国对中国其他3000亿美元出口商品中的1200亿美元商品加征15%关税，预计中国GDP约减少0.3个百分点，其中，影响2020年经济下降0.1个百分点、2021年下降0.1个百分点、2022年下降0.1个百分点。两项合计，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下降约0.6个百分点。从长期看，贸易摩擦会影响双边贸易、投资、技术转移、人员交流，进而影响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我们估计，改革开放40年，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科技交流等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每年在0.9个百分点左右，中美经贸摩擦对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 （三）价格形势复杂

　　 中国工业仍处于供略大于求的状态，工业品价格缺乏上升的基础。世界经济增速偏弱，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基本稳定。2019年工业品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几乎为零，预计2020年工业品价格低位徘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零左右。目前，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仍低位徘徊，未来8-12月内，猪肉价格会继续上涨，并带动居民消费价格居高不下，加上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在2.2%左右，预计2020年全年CPI在3.5%左右。但剔除禽肉后的价格总水平不会超过2%，物价会对部分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带来较大影响，但不构成实施稳健偏松货币政策的掣肘。

　　 （四）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应设定在6%左右

　　 综合考虑投资、消费、进出口，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00万人。目前，中国经济潜在速度在6%偏上一点，经济增长情况表明，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略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考虑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在6%左右。基本满足1500万人新增劳动力就业需求，也需要经济增长6%左右。建议2020年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居民消费价格控制在3.5%左右。